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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中国的高速工业化尚处于蛮荒扩张的时候，王清涛对其环保效果引以为傲，“我们的员工都穿白大褂”。2017年，整个中国特别是重化工业密集的山东掀起环保督查风暴，身为山东第一大民企的魏桥集团268万吨产能被定性为“违规”遭到拆除，损失超30亿元，中融新大挺过了这次风波。

2018年12月26日泰国警方将以蓄意谋杀、残忍伤害他人致死的罪名正式控告张某凡。2019年1月24日普吉府检察院正式向普吉府法院指控犯罪嫌疑人张某凡触犯泰国法律，应判处死刑。2019年1月25日案件在泰国进入法院审理程序，嫌疑人张某凡于25日下午到庭聆讯；在征询被告人对检方起诉罪状接受与否时，张某凡予以否认。

图8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2018年全年，国有企业总负债上升了16.0%，而总资产上升了17.8%；相比而言，工业企业（代表民营企业）总负债上升了2.9%，而总资产仅上升了1.1%。对于民企而言，虽然负债方的增速已经很低，但资产方出现了更低的增速，导致了民企资产负债率被动上升。而国企则相反，资产扩张快于负债扩张，从而出现国企资产负债率下降。去年企业杠杆率下降了4.6个百分点，结构性去杠杆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这个贡献主要来自民营企业。

为什么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这么高？我提出几个解释，供大家参考。一是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高是国家五年规划的要求。而金融业增加值的提高往往是提高服务业增加值最“有效”的方式，它不但快而且还非常高端。二是2012年以来金融创新的推动。三是金融服务收费高。我们有那么多的储蓄，要转化为投资，大都要经过金融中介。金融中介大家耳熟能详，银行是坐收存贷利差的。现在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理财市场的发展等使得这方面情况有所好转，但过去金融中介坐收渔利是普遍现象。四是金融业增加值没有经过风险调整。我在内部讨论时提出一个看法，我们的金融业已经有了这么多增加值，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不是，这只是在正常时期、安全时期所获得的收益。你要等着出现风险的那一天吐出来，至少吐出一部分。因为这个周期还没有过去，银行坏账还在上升。我们的金融业增加值之所以高，是没有把风险损失考虑进去。目前国际上也在提倡采用风险调整办法。欧元区做过这样一个模拟，如果经风险调整，那么金融收益就会下降40%。如果认真地进行风险调整，再考虑到我们的风险损失可能比发达经济体更大，那么中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就不会是世界第一了。

第三，改革“四位一体”的赶超体制。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这么快，是因为形成了“四位一体”的赶超体制：即国有企业的“结构性优势”、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与软预算约束、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再加上中央政府的最后兜底。这种体制的优势在于：所有风险都由中央政府扛着，国企、地方与金融机构就可以心无旁骛、勇往直前，只管发展、不顾风险。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动员大量的资源，使经济获得更快的发展。不过，这样的赶超体制，同样也是当前我国杠杆率（特别是公共部门杠杆率）高企的体制根源。因为国有企业的结构性优势、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以及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会在中央政府担保或兜底的支持下“变本加厉”，导致信贷扩张“任性”，行为方式发生扭曲，从而形成大量的债务积累和风险集聚。最后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央政府“一个人扛”。这样的模式现在难以持续了。一方面，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中央财政增速放缓，赤字也在上升，政府没有财力完全兜底。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更重要的，如果中央承诺兜底，就会产生道德风险，扭曲国企、地方与金融机构的行为，扭曲风险定价，从而扭曲资源配置。这是我们更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在经济衰退迹象接连出现的背景下，非农就业数据成为市场观察者与经济学家评估美国经济状况的重要依据。美国劳工部周五宣布， 美国8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跌至2019年5月以来新低，不及市场预期。非农就业人数预估为增加16万人， 接受调查的77位经济学家的预测范围为增加11万人至增加23.2万人。